藏族（吐蕃）族源“西羌说”是站不住脚的

《新唐书．吐蕃传》曰：“吐蕃，本西羌属”。也就是说作者认为藏族（古称吐蕃）源于西羌，这种说法是本于《后汉书．西羌传》的。宋代人范晔撰《后汉书．西羌传》中有一段文字如下：“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谓首，灭狄、戎，忍季父卬（áng） 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旄牛种，越嶲羌是也；或曰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

《新唐书．吐蕃传》作者以及后来的一些学者认为〈后汉书〉这段话说明：秦献公时有一部分羌人“西迁数千里”，也就是向西边迁徙数千里到了西藏与新疆交界一带地区，他们还认为西迁的羌人中有一支是发羌、唐旄，后来成为藏族的祖先。

笔者认为从这段文字的上下文看，这些学者存在两处误读：

一是，根据〈后汉书〉的这段话可以看出，秦献公时卬率其种人迁徙的方向是“向南”而不是这些学者说的“向西”。

首先，此段的前半部分对迁徙的方向已经交代的很清楚：“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很明显是南迁而不是西迁。之后的“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应理解为以“赐支河曲西”这个方位作为迁徙的出发点，往南迁徙数千里。句中的“西”字并非是充当表示动作方向的状语，不是向西的意思，而是表示具体方位的名称，应译为：西面、西方。“赐支河曲西”合起来是一个具体的方位概念，指的是西羌分布的地方。《后汉书西羌传》开篇即言：西羌“滨于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正如首次提出西羌分布中心的西晋时司马彪的《续汉书》所云：“西羌自赐支以西，至于河首左右，居今河关西，可千余里，有河曲。羌谓之赐支，即析支也”。可见，“赐支河曲西”指的是具体的方位，乃西羌分布的中心，因而也是卬率领部分羌人南迁的出发地。某些学者在释读此句时把“西”字当成了一个充当谓语动作指向的状语，所以才会有“西迁数千里”的错误结论。如果《后汉书西羌传》的作者想要表达“西迁数千里”的话，按照古汉语的习惯，其句式应是：“西出赐支河曲数千里”而非文中的“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

其次，这段文字后半部分对迁徙的这一部分羌人迁徙以后的下落也交代得很清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旄牛种，越嶲羌是也；或曰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从迁走的越嶲羌、广汉羌、武都羌三支羌人的分布也可知羌人显然是南迁而不是西迁，根本没有迁到西藏与新疆交界一带地区。这三支的分布地，一支越嶲羌，在汉代越嶲郡（今四川西昌东），大渡河的南边；一支广汉羌，在汉代广汉郡（今四川广汉）的西北。一支武都羌，在汉代武都郡（今甘肃西和西南）的西部。由这些迁走的羌人的分布的地望可知，卬率其种人附落，显然是南迁而不是西迁的结果。所以，认为这些羌人当时迁到西藏和新疆交界一带地区的说法是错误的。可见这些支持“吐蕃族源西羌说”的学者对《后汉书西羌传》的这段文字产生了误读，曲解了原文的意思。况且，即使曾经有一些羌人迁到西藏与新疆交界一带地区，那也距离吐蕃王朝的发源地雅隆河谷甚远，并不能因此认为这些羌人就是藏族的祖先。

二是，当时迁出的羌人中并没有发羌和唐旄。《新唐书．吐蕃传》认为吐蕃的祖先是发羌、唐旄，认为他们是秦献公时迁走的羌人中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后汉书．西羌传》中记载的迁走的羌人中并不包括发羌、唐旄。

“发羌”一词首次出现于汉文史籍中，是在《后汉书西羌传》中的这段文字：“迷唐遂弱。其种众不满干人，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从这段文字根本不能得出发羌是秦献公时卬所率的外迁羌人的一支的结论，至多说明发羌是居于赐支河首附近的地方，也就是青海省中部黄河发源处附近，至于发羌居住的地方具体是在赐支河首的西面还是南面或是西南就无法确认了。黄河发源处距离西藏尚有数千里，根本无法把黄河发源处附近的发羌与吐蕃的起源地拉扯在一起。《后汉书西羌传》文末对祖于无弋爰剑的西羌做了总结性的论述，其中九种羌人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北，其中并未包括发羌、唐旄，可见没有根据说明发羌、唐旄居于赐支河首以西。对于发羌、唐旄，《西羌传》只言到“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而且应该说明的是“唐旄”一词于《后汉书西羌传》中首次出现也是仅有的一次出现就在这句中。所以根本无法确知发羌和唐旄的具体方位，能确知的就是，发羌和唐旄不可能是某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秦献公时卬所率的外迁羌人的一支。而且“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这种说法也未必准确，《西羌传》中还有东汉和帝永元十三年，迷唐“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后不久，“迷唐失众，病死，有一子来降”的记载。短短数年间既有往又有回，何谈“绝远，未尝往来”？可见发羌、唐旄不可能远居在数千里之外的西藏与新疆交界一带地区。

“发羌”一词出现于汉文史籍中是公元二世纪初，而公元前六世纪印度的释迦佛就不止一次提到藏民（pod)藏地（雪国），从此可知藏族的历史比发羌的历史更悠久，而且迄今为止，古代藏族文献中都没有关于“发羌”的记载，说藏族是发羌后裔是没有依据的。

《新唐书》以吐蕃的“蕃”和发羌的“发”发声近，而认定发羌就是吐蕃的祖先，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又不足为据的看法。仅仅因为两个人们共同体的名称的读音有相似之处就得出一个共同体是另一个共同体的祖先或二者有同源关系的结论是非常草率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认为藏族的自称“博”（bod)是源于古代藏族宗教“本”（bon)这个名称，藏族的自称“蕃”（bon)并非发羌之“发”的音译，而是古代藏族宗教“本”（bon)的音变。

《新唐书》是宋代欧阳修等人编撰的，在宋代以前历代史家有关藏族事情的记录中均无“发羌为藏族（吐蕃）祖先“之记录，唐人杜佑撰的《通典。边防典》中谈及吐蕃来源时称“吐蕃在吐谷浑西南，不知国之所由”，成书于五代时期的《旧唐书》曰：（吐蕃）”其种落莫知所出也”，可见唐代和五代时期的史家们对吐蕃来源问题都采取了一种较为慎重的态度。“吐蕃本西羌属”这种说法是欧阳修等人独立新增的，这种说法并无史实依据，主观臆断成分非常明显，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我国著名史学家马长寿说：“发羌为吐蕃的祖源之说，绝不可信”。

支持藏族（吐蕃）族源“西羌说”的学者们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之中把古羌人（实际上史书中并没有记载的向西藏高原的）“西迁”之前的西藏高原地区当成了一块空无人迹之地。因此《新唐书》的作者把“西迁”的羌人部落当成了唐代吐蕃的唯一先民，故称吐蕃为“西羌属”，即认为吐蕃是西羌的后裔。那么，西藏高原地区在秦献公时以前是否是一块空无人迹之地呢？现今的考古发现资料已证明，远在旧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就已经存在着古人类活动的遗迹，这证明远在人类的黎明时期，西藏高原就已经不是一块空无人迹之地，相反，至少在距今5至1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现今西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就已经有人类居住和活动，他们无疑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西藏最早的土著居民。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乃至金属时代，西藏高原地区都始终存在着一种一脉相承，有自己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同时又不断吸收周围文化因素而发展起来的有鲜明特点的土著文化。任何一个可能在其后进入西藏高原的部落或民族都不是去开拓一个无人之境，相反，他们最终只能是依附或融合于自旧石器时代就生活在那里的土著居民。所以把西羌确定为藏族的唯一先民无疑是源于一种历史的错误。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藏族（吐蕃）族源西羌说是站不住脚的